首先，我们看美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之好，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获得了最大的保障。只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权的，就是坏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个民族，也无论其穷或富，民智是否开化，经济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程度，民主都应该是应该实现的社会制度，人权都应该是受到保障。

在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是一个被绝对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圣的意义的词，意味着几代人的理想和奋斗精神及奋斗历程，就像前几十年在中国提起共产主义、老红军等这样的词一样，被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们看到，由于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意识形态化理解，美国人有时表现得很单纯，许多由别的国家跑到美国的流亡者，只要声称自己是民主斗士，就会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爱戴，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相反，只要你表现为不理解或不喜欢民主，你就会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们看美国人的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

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国家，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地被表述，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特有的自我感觉。

马塞诸殖民地的英国的清教徒宣布，他们建设的新大陆将成为耶稣所说的建在“山上的城”，将成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总督文思洛宣称，新教徒对“新世界的开拓，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首届总统华盛顿在给各州州长的信中说：“现在，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上帝为了显示人的伟大与杰出而特意设计的。”

十九世纪与爱伦·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约翰·奥萨利班在一篇《前途远大的伟大国家》的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注定要向人类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们是让人类进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国家，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这将是我们今后的历史，美国正是为了这一使命而被上帝拣选的。”

奥萨班利还说：“美国命中注定要采取好的行动，我们除了对一些可以吸取的经验以外，对过去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远大的未来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历史要在未来中创造。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标，有没被过去污染的良心，我们正在进入人类未曾踏入过的空间。我们注定要成为引导人类进步的国家，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前进，上帝的意志与我们同在。”

近期的里根总统则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

里根还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

现在的布什总统说：“在美国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当中，无处不看到上帝的旨意”。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说中还说，美国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托克维尔举例说：“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那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

二、其次，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物质主义

在美国，被当作世俗化标志的物质主义，其实起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并且在现在依然表现和反映的是新教伦理。

一般宗教都趋向于把物质的东西称为“恶”，早期的基督教异端诺斯替主义把宇宙万物有形的物质都当作恶，认为是恶魔创造了物质世界，因此凡是物质的，就全是恶的，包括人的肉体。这种思想曾经流行于西方和非洲，在现在的西方也很有市场，著名的精神分析家荣格就被认为是个诺斯替主义者。

早期的基督教也把对金钱的追求当做是罪。《圣经》中耶稣说：“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即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金钱）”，“财主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不要积攒财富在这个世界上，容易腐烂，被虫咬，要积攒财富在天上，那里不会被虫咬，也不会锈坏”。因此在早期的基督教里，强烈的物欲被当作是顺从了恶魔的诱惑。基督教在天主教阶段也保持了这种特点，除了被权力腐蚀的教士之外，真正保持了天主教信仰的教士也把刻苦修行甚至是对肉体的虐待当作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修道院的修士那时以对自身身体的酷刑来保持自己的清心寡欲，以免让自己顺从“肉欲（基督教特指世俗的欲望）”而犯罪。

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鼓励人们努力致富，并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财富观。

那么，新教为何以及是如何鼓励教徒致富的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对此作了经典考察和论述。

韦伯是德国划时代的思想家，是现代社会学难以跨越的里程碑，被称为西方的“马克思”。韦伯在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发现，一般天主教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要远远落后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萌生也比新教国家的资本主义的萌生要晚。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就远比英国、德国、法国的等新教国家的经济落后，其资本主义的萌生也比新教国家要晚。

在翻阅教会资料时，韦伯也发现，在欧洲各国，一般天主教徒的子弟都喜好选择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来学习，在社会上也从事的多是收入不高的人文方面的职业，收入不高，赚钱的欲望也淡漠。而新教徒子弟都倾向于学习经济、金融、理工科、医学等等，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也多是收益较高的职业，赚钱欲望旺盛，韦伯描述，“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有技术的高级工人，甚至经过搞技术和商业训练的现代企业的员工，大部分都是新教徒”。

进而，在考察欧洲及新大陆的社会伦理职业伦理时，韦伯发现，比起天主教徒来，清教徒及路德派的基督新教徒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比如：

天主教徒鄙视世俗工作，仅仅把圣职当作对神的侍奉。与之相反，新教徒把自己世俗的职业当作是一种“天职”，即路德说的“上帝给予的职业（Belief）”，把世俗工作的完成和完美当作对神的侍奉，对世俗的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天主教徒的禁欲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禁欲一样，是脱世俗的禁欲，即不关心世俗事务的清心寡欲。新教徒的禁欲则更带有入世性，他们关注现世，致力于世俗职业的成功，但在消费上非常节俭克己禁欲。

清教徒的这种入世、敬业、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生活伦理，与初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勤勉、节约、致富、投资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基于上述研究，韦伯推定，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阶初始阶段的原始积累得助于基督教新教伦理，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产生得助于早期新教徒的旺盛活跃持之以恒的经济活动。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新教的教义如何造就了教徒的“入世性禁欲”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渊源关系，这种态度如何促进了社会的原始积累从而刺激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等过程，并用大量的经济发展史、教会发展史、教会通信资料来予以论证和支持，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新教教义所含有的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生所产生的启动作用。

韦伯的观点在当时盛行唯物史观的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又陆续有很多韦伯的支持者对韦伯的观点予以了充实。虽然韦伯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并且在现代也有争论，比如松巴特就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犹太教的合理化盈利精神，但任何一种对韦伯的反驳由于都缺乏史实的论证和支持，所以韦伯的论述至今没有被驳倒。

新教徒由于把工作当作敬虔，当作对上帝的侍奉，新教徒的财富观因此也就有很大区别。

路德派的信徒认为，财富是荣耀上帝的，是人努力工作的结果。创造财富，产生富裕和繁荣，服务人类、荣耀上帝，是信徒的义务。

卡尔文派的人认为，繁荣和富裕是受神祝福和被拣选的表征，也是在荣耀上帝。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有一些右派团体主张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甚至有的主张建立新教的神权政治，这些团体都在正统的新教教义之外，信仰一些争议较大的非正统的神学思想，如统治神学和千禧年主义的思想等等。这些神学思想都主张通过基督徒的努力把世界建设成基督教社会，因此，信奉这些神学思想的团体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政教合一。这些右派团体有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通过基督教信仰强烈的总统及政府产生的，有时是作为一种强势的社会运动而产生的。比如，现在的小布什政府就很有些神权政治的色彩，“统治神学”的思想在起着作用。但是，无论这些团体怎么有影响，都无法改变美国宪法对政教分离的规定，无法改变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原则的确信。

政教分离的原则起源于新教的宗教理念，没有经过新教的洗礼而接受现代政教分离政治制度的国家，往往把握不住这种感觉，要么有时政治家将信仰作为一种时髦来显摆，要么就冒犯政教分离原则而做出教化政治的举措。比如，日本的一些领导人，估计就没有理解政教分离的意义和本质，常常以公务身份如总理大臣等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国际场合解释这种行为的时候说“这是我个人精神上事情”，这听起来就有些滑稽，自相矛盾。如果以个人身份，那确实是个人问题，但因此就不应该以公职身份参拜。如果以公职身份参拜，就不是个人问题了，而是一种公务行为，是代表着这政府，这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就不是个人的精神的问题了。近来日本宪法又要允许政治家以公职参与一定的宗教活动，那就显得更缺乏对近代国家基本原则的理解，也就相当于让物业公司的人员在小区内以物业公司的名义从事宗教活动，那物业公司也就脱离了它的服务性和公务性本质，脱离了它的原来的宗旨，这将给日本国家的民主政治带来无穷后患。

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作为现代开明国家的立法原则一旦被确立，出人预料地表现出了它的现实的世俗功效，给政府带来了现实的巨大好处，这个好处就是：政府因此得以专心致志地处理世俗事务，致力于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而不必卷入宗教的教义之争；或者因为偏袒某教派而导致国家在政治上和国土上的分裂。

这个好处体现在大英帝国身上，让世人一揽无遗。大英帝国作为新教国家，在殖民地国家执行了政教分离的政策，承认殖民地国家百姓的信仰自由，没有以政权强制力的方式去改变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也没有以政府强制力的方式让印度成为基督教国，因此，大英帝国不曾面临来自宗教上的反叛或其他压力烦恼，从而长期地维持了从北美洲到亚洲、再到阿拉伯半岛的广袤的日不落帝国。

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这些现实功效，政治家们有目共睹，于是它们在近代开明国家之间迅速地普及开来，据此之故，世俗派学者认为这两个原则起源于近代政治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是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并且和社会世俗化的国家的立法表现。但其实，如上所述，其真正的起源还是基督教宗教变革，反映的是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基督新教的理念，及其“因信称义”的教义。

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生活习俗和信念，其实都起源于基督教，只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世俗化国家里而没有意识到罢了。欧洲社会自罗马帝国时代开始，受基督教统治达数千年，基督教的理念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理念，许多生活习惯和理念都与基督教有渊源关系。基督教的这些习惯和理念又伴随着欧洲文明在近代的向全世界的扩张而掺入到全世界，成为人日常的理念和习俗。比如，现行的公历历法众所周知就是基督教历法，周休日也起源于基督度的礼拜制度，一夫一妻制起源于基督教教会对神职人员的要求等等。

世俗化国家的研究者出于其方法论的偏见，不愿承认许多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社会制度等起源于基督教的事实，喜欢从世俗的现象中找到其根源。其实，作为曾经统治西方社会各个方面达近千年的思想和制度，基督教给西方社会和历史打上深深的痕迹一点也不奇怪。即便是反基督的思想也摆脱不了基督教的痕迹，比如马克思的著作里就有大量的基督教术语。从下面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仅是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等制度起源于基督教，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被学者认为是起源于基督教改革，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思想和制度也起源于基督新教的思想。

其次，政教合一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教会与政权结合会产生巨大的世俗利益，而这种世俗利益会使得信仰趋于形式化和带有功利主义目的。

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作为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相互交换和利用，教会赋予了统治者以正统性，政权则给了教权以大量的土地和其他的世俗的好处和财富。教会因为与政权的结合而成了社会的特权机构，教权阶层也成了享有特权的富裕的贵族阶层。随这种现象而来的，是教会向功利主义机构的蜕化以及信仰的形式化和功利化，许多教士也变成了趋利好财之徒，而不再是神的仆人。比如，原先在宗教仪式中许多代表信仰的活动变成了盈利指向的行动，当时的发行赎罪券和一些其它的宗教行为，直接就是赚钱的行为，某教皇在过足了荣华富贵的日子之后，在死之前竟声称自己实际上并不信上帝。

新教徒因此也认识到：国家权力与宗教结合会导致权力对信仰的腐蚀，权力派生的世俗利益让灵魂直接成了世俗利益的奴仆，信仰由此变成了通向世俗利益的阶梯，而不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受权力腐蚀的信仰只能是带有功利主义的假信仰。

天主教近千年的政教合一的实践证明，政教合一的体制与信仰无益，反而有害于信仰。

主张政教分离，是新教的一个特色，新教在本质上都是主政教合一的，因为这是它基本教义所导致的必然结论。路德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教理和《圣经》依据之后，众多的新教教派在因信成义的教义基础之上以及对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的传统的反省基础之上，主张政教分离。

路德之后在德国兴起的敬虔主义运动，是对以后的新教造成很大影响宗教运动，现在的北美的大多数新教教派都很大程度地受了敬虔主义的影响。比如在北美具有众多教友的圣公会、长老会、浸道会、卫理宗等等，都吸收了敬虔主义的教义，一些大的教会支派直接就是敬虔主义的分支，如圣洁会、五旬节派、灵恩派、拿撒勒派、灵召会等等。敬虔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主张彻底的政教分离，该教派的创始人之一施本尔把政教合一称为凯撒教宗主义，认为是天主教的恶劣传统。另一位创始人亲岑道夫主张，国家不能强制宗教信念或习俗，良心具有完全的自由，政府与教会应该完全独立。

新教的再洗礼派是激进的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主张者。再洗礼派现在在北美也很有影响，它的一些主张现在在新教界都成了理所当然的见解，如成人洗礼、反对教会内的迫害异端的做法等等，门诺派教会直接是他的延续。再洗礼派把政教合一称为君士坦丁主义，认为任何教会与政府的官方关系是不合法的，因为耶稣和使徒从头到尾都没有认可这种关系。

此外，灵修派、以及现在仍有较大影响的一位神论等，都对政教分离的原则做过阐述。

西方世界自天主教确立起绝对的统治以来，信仰被天主教所钳制，社会上没有什么宗教和信仰自由。在天主教统治的末期，由于新教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理解和信奉，信仰自由的局面在新教国家瑞士首先出现。

瑞士日内瓦在宗教改革时期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城市政府的领导人迎接当时的新教思想家卡尔文来日内瓦帮助完成宗教改革，于是卡尔文成了日内瓦的牧师。由于卡尔文教义的严谨无懈可击的说服力，以及政府部门对卡尔文的近似崇拜程度的信仰，卡尔文对日内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日内瓦成了严格履行卡尔文教义的城市国家，卡尔文的教义在日内瓦得到彻底的普及，并通过日内瓦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日内瓦因此成为宗教改革的中心。

卡尔文的严厉的个性、对自身教义的几乎偏执的自信、以及政界人士对卡尔文的信赖，使得日内瓦的政权近乎称为卡尔文的奴仆。卡尔文的教义也严厉地约束了日内瓦人民的世俗生活，这让当时及后世的新教教派指责卡尔文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实际上，这是在革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对精神领袖的狂信和崇拜所导致的局面，卡尔文终生没有担任日内瓦的任何政府职务，一直是教会的牧师，政府官员也没有被允许担任教职，在体制上，政权与教权是分开的，不像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国教的最高领袖往往直接就是政治领袖。

卡尔文死后，日内瓦再没出现像卡尔文这样具有强烈个人影响力的精神领袖，于是，由于新教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人心，由于新教中固有政教分离的教义，日内瓦无可遏制地形成了在天主教以来欧洲首次看到的宗教宽容的局面，成为全欧洲信仰环境最为自由的地区，也成为欧洲的宗教迫害的避难所，众多的人为躲避宗教迫害而躲到日内瓦来，包括在欧洲鼓吹唯物主义而受到通缉的著名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的唯物主义在当时被所有基督教教派视为敌人，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把将它视为魔鬼，但在日内瓦，伏尔泰受到了日内瓦新教政权的庇护。

著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那些在别处因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而饱受迫害的人们，最后，都在卡尔文主义统治的地区找到了庇护所”。

茨威格实际上是厌恶新教而同情天主教的，但他对日内瓦国家的宗教自由局面的描写却很客观。

以后，随着卡尔文主义在欧洲的扩展，欧洲爆发了多次卡尔文宗与天主教之间的战争，最为著名的是三十年宗教战争。战争之后，在天主教无法消灭新教的情况下，欧洲逐渐开始了普及政教分离制度的过程。

美国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来源于新教教徒的这种宗教信念。

作为新教徒创立的国家，在美国，主要的基督教教派都主张政教分离，除了沿袭了英国国教传统的圣公会以外，几大在殖民地有影响的教派如公理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再洗礼派等，都是政教分离的支持者。

美国的建国者们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规定：“国会不会制定出一种推崇某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的法律”。在正式的宪法中也导入了正教分离的原则，这正是新教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理念的政治实践。世俗历史学家贝雷（ThomasBailey）看到了新教的信仰自由思想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因此，在其关于美国建国史的巨著中，称马丁路德是“美利坚非直接的建国之父”。美国的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建国者们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宗教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

现在，政教分离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社会生活的一个习俗。除了福音派中的一些右派团体之外，一般美国人都能对政教分离的必要和原委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在前面的论述中，由于涉及到宗教教义，可能对一些读者来说比较难懂，如果除去难解的宗教教义，把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理解作一个通俗的描述，那么，可以描述成这样：

由于新教使得美国人把信仰看成完全是上帝对个人的恩赐，因此，信仰在美国人看来也就是与政府无关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人或者团体都不能干涉的事情。政府在美国人看来，仅仅是人民雇来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务机构，负责国防、治安、卫生等公务，也就是负责处理好人民世俗生活中的公务部分。如果这个公务机构还强迫百姓来信仰某个宗教或干涉百姓的信仰，那么，就是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并且在干涉公民信仰生活了。

这种感觉如果用中国人熟悉的词语来打个比方，就是，在美国人眼里，美国这个国家，相当于一个大的社区，人民是住在这里的业主，政府则是人民也就是业主雇佣来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也就是政府主要负责修理和维护设施、打扫垃圾、保护社区安全等工作，信仰则是上帝赐给业主个人的恩赐，是居民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的沟通，因此，与这个物业公司毫无关系。假如这个物业公司还强迫或诱导业主来信仰某个宗教，如物业老板所信的某个教或某大法大功之类，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就是超越自己的工作范围行为荒诞而且不伦不类了。

这就是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感觉，也其实是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本质。这种感觉在美国人身上已经内化为一种常识，内化为一种天经地义的道理，但如前所述，获得这种感觉和明白这个道理，则牵涉到长期的宗教教理之争和政治制度之争，花费了近千年工夫。

如同基督新教的英文字意Protestantism所表达的一样，作为天主教的抗议派而产生的新教，在“人因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问题上，也有着与天主教截然不同的看法。

基督教新教的最基本的教义是人“借着恩典，因信称义”，就是主张，人“本着恩典，因着信仰，被神救赎”。这个教义引导信教徒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

这个教义的基本逻辑是，因为人的本性的不可救药的堕落，所以人的行为都带有罪性。人做一件好事或一些好事都不能掩饰其行为、或人的整体的罪性，甚至所谓好事也往往出于人的自利自满自傲等罪性，也不是真正的好事。比如，有许多人的捐助或舍施或帮助他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甚至是一种自我宣传，而不是来自内心的真正的善行等等。因此，人仅仅靠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摆脱不了罪性，也就摆脱不了灵魂的灭亡。

这个教义说，人的称义和获得救赎，依靠上帝的恩典。救赎来自上帝，来自于上帝对人的怜悯。从人的堕落程度来讲，虽然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得到救赎，但上帝对人有充分的恩典，有充分的怜悯，上帝将救赎作为一种恩典赐给人们。

那么，救赎怎样体现呢？这个教义说，救赎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就是，上帝作为人子，降临于世，在十字架上替他们死一回，替他们赎罪；并且将圣灵赐给信仰上帝本身替人赎罪这一事实的人，让他们靠着这个信仰，得到来自上帝的圣灵，使他们因圣灵充满而弃绝罪性，成为再造的新人，从而使身体和灵魂获得救赎。这个救赎意味着身体不再受罪念的困扰，而灵魂则可以不死，并上天堂。

也就是说，他们“本着恩典，因为信仰”而被救赎。

《圣经》的《罗马书》说“义人因信而生”，人“因信称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新教徒反对并批判天主教的“人能通过赎罪善行等行为”获救的思想，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中说：“任何没有信仰的行为，都将受到诅咒”。

新教的“人因信称义”和“信仰乃是上帝的恩赐”的教义，使得新教不倾向于约束人的世俗行为，因为在新教看来，善行来自于信仰，来自于上帝，是圣灵在人的内心做工的结果。人去约束的人行为是没有用的，天主教的实践证明是约束不了的，只有依靠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真正让人行善。因此，新教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没必要遵守教义上的清规戒律的，有了上帝赐与的圣灵，人的行为自然就体现了上帝的善，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保罗说，“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自由”，指的就是基督徒摆脱宗教律法约束的自由。

新教因为不倾向约束人的行为，也就缺乏与政府结合的欲望，缺乏获得世俗权力的欲望。

同时，因信称义的教义导致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与的，是上帝亲自做功的结果，那么，信仰在本质上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事，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新教这个教义还导致了信仰的个人主义，信仰的个人主义认为，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与的，那么，在信仰生活中，重要的就是个人，个人才是上帝所赐信仰的载体，个人的灵魂是上帝拯救的对象。上帝通过圣灵在个人心灵做功，个人也通过圣灵与上帝直接沟通，这样，在个人与上帝之间，不再存在神父等中间环节，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的教义意味着，在信仰上，除了《圣经》和圣灵之外，没有任何权威和信靠，无论政府还是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说，政府和教会的领袖都不能强迫别人的信仰和搞宗教迫害。

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政经分离。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得通过对耶稣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他说：

教会与政府分属两个不同的王国，教会管的是属灵的领域，教会通过传播福音，来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性。政府管的则是世俗的领域，政府通过扬善惩恶来保证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它不可能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政府的唯一任务是专注世俗的秩序，教会的唯一任务则是宣讲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它们两者在人的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分管不同的领域。

同样，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信仰自由。既然“信仰是上帝的恩赐”，来自于上帝，那么，个人和团体就不能限制别人的信仰。新教徒说，当年耶稣在传播福音的时候，对不信者也并没有强制，他只是通过教训和传道让人们悔改，并没有诉诸任何强制力。马丁路德在给德意志亲王的信中说：“政府的职能不是禁止或教导人们宣讲自己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福音还是谎言”。

新教徒对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执著，还源于自己在天主教统治下遭受长期迫害的体验，以及对天主教长期政教合一体制所带来弊端的反省。这些弊端，在新教徒看来，都有害于信仰。

首先，政教合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弊端，是宗教迫害，而宗教迫害会使信仰带有屈从或伪装色彩，从而有损信仰的真实性。

基督教在获得政权的支持之前，内部的正统与异端的斗争仅限于教义的争论，并没有血淋淋的宗教迫害。在原始教会时期对诺斯替主义的排除，在教父时代的“三位一体”信仰的确立，都没有伴随对异端的肉体的压制。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因为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教义之争逐渐演变为宗教迫害，教会的控制者为维持自己教义的正统性开始用暴力对待异端。在中世纪，天主教获得了对欧洲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的绝对支配之后，宗教迫害发展为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所有持异见者的全面压制，魔女裁判、异端裁判、火刑成了这个时代的特色。中世纪末期，基督新教因为对天主教的世俗以及神学权威提出了抗议和挑战，成了天主教剿杀异端的最大规模的牺牲品。在几百年的天主教的对基督新教的迫害中，有大量的新教徒被屠杀，仅在1572年8月23日一个夜晚，新教的胡格诺教派就在巴黎被天主教的国家势力屠杀了2000多人。著名作家斯迈尔斯写的《信仰的力量》一书，详细地记载了法国天主教徒动用国家力量对新教徒实施的迫害，上万的人被屠杀，流放，禁锢，或被剥夺财产。

在天主教对新教的迫害中，虽然有许多新教徒为信仰不屈地献了身，但也有许多新教教徒为保全生命或财产，不得不宣布放弃了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但实质上，这些教徒中，有许多人仍然保守着自己的新教信仰和新教的宗教仪式，背着人群举行自己的宗教聚会；或者虽然被武力迫使放弃了新教信仰，但也无法回归天主教而找不到信仰。

因此，新教徒们在长期的遭受迫害的历史中认识到：国家权力的强制只能使信仰带有伪装或屈从色彩，不是来自灵魂的真正的信仰。

关于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法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其《美国民主》一书中说“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

美国的政治学者海茨克(Hertzke)也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政治”。

在许多历史时期，美国的宗教性几乎使得其政治都成为神权政治，而不是世俗政治，

美国的经济实际上是产生于新教论理的新教资本主义经济，起源于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后的路德主义和卡尔文主义把世俗的工作当作对上帝的侍奉，把经济的成功当作蒙上帝祝福的表征，把财富当作被上帝拣选的标志，当作荣耀上帝的手段，教导信徒拼命追求世俗工作的成功和强大的财力，因此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美国的经济起源于新教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并一直延续着这种新教资本主义的传统，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二章详述。

美国社会的道德伦理就是基督教伦理。

美国建国之前，如前所述，就是一个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因此，新教伦理就是美洲地区道德的内容。建国以后，国家的管理者把基督教当作国家的立国之本，当作国民道德的基础。华盛顿在其卸任演说中，提出了道德离不开宗教支持的思想，他说：“我们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华盛顿的这个思想一直为后代的继任者所追捧。

第2任总统亚当斯追随华盛顿的提法，把基督教当作维持美国自由体制的根基，他曾经写道：“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于维持自由体制。”他还说：“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订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美国的法律只能约束住相信基督教的人们。

第三任总统杰佛逊说：“我没见过比基督教更好的道德”。为使基督教在非基督徒国民中也引起共鸣，以有助国民的道德建设，杰佛逊自己编著了一部《杰佛逊圣经》，删去了关于耶稣的神迹的故事。因为他担心神迹的部分会引起社会非基督徒对基督教说教的抵抗。

因此，在美国，长期以来，道德伦理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内容产生于基督教。美国学者乔治·<SPAN style="FONT-SIZE:10.5pt;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size

在美国，在多数情况下，总统的竞选者必须强调自己的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这样才会有广泛的选民基础。因为作为总统，必须首先要满足选民的信仰诉求。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的皮尤研究基金会(Pew ResearchFoundation)就选民的态度与总统竞选者宗教信仰的关系作了个调查，结果表明，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仅仅在近几十年，美国就有至少三位总统是因其强烈的基督教新徒形象而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他们是卡特、里根和现代的布什。布什因为从基督教保守派获得了强烈的支持，并且在言行中强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因此被认为是在作秀，是在利用美国的宗教热情。为此，老布什不得不出来辩解，说“你们面前的男人，至少将《圣经》读了四遍”。关于布什，在下面将详述。在美国，由于新教徒信仰的影响，天主教出身的人很难成为总统，在历史上，只有肯尼迪一人是天主教家庭出身，而那也是在美国社会受世俗化影响强烈的时期，此前此后，都没有过天主教出身的总统。

美国的政党也深受宗教的影响。

美国基督教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者主张，《圣经》仅仅是上帝给人提示的信仰的模型，《圣经》讲述的事情细节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和科学，解读《圣经》，只要把握其信仰的精髓就可以，只有这样，才能面对现代科学对《圣经》的挑战。保守主义则主张《圣经》是绝对无缪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科学和考古的发展只能证明《圣经》的无缪性，而不是相反，所以，应该百分之百地相信《圣经》。

美国共和党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基督教保守派，林肯、里根、大小布什等总统都隶属于这个政党。共和党的主要支持来自于福音派人群，福音派领袖葛培理（BILLYGRAIHAM）自卡特时代起，就是白宫的座上客，影响着白宫的决策。福音派坚信《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坚持用《圣经》的教义来指导社会生活，《圣经》的标准直接成了他们对世俗事务的判断标准。共和党的社会政策基本上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诉求，共和党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反对进化论，基本上反映了基督教保守派的价值标准。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出于基督教保守派的见解，建议美国的小学课堂应该讲述《圣经》的“创世说”，不能只讲“进化论”。现在，在讲述“进化论”的学校里，类似于创世说的“设计论”也成了必讲课程。而福音派则主张，应该将进化论驱逐出学校。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有的学校因为讲了进化论，而遭到学生家长的起诉。

共和党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政坛，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基督教保守势力逐步扩张的缘故。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产生了脱宗教化倾向，如嬉皮士流行、同性恋泛滥、等等，造成了美国宗教保守派的不满，掀起了“耶稣运动”，主张美国应该回归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自此之后，基督教保守派势力日益壮大。

现在，仅保守派中的福音派，就占美国成人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是共和党的主要选票来源，是共和党能够六十年代以后主导美国政坛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要想象福音派人士外表都是些拘泥、不苟言笑、好斗的卫道士的面孔，在平常往日，他们也是极其平凡普通，友好和蔼的美国人，但一触及《圣经》，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严厉不苟和反世俗的的态度。

美国的另一大政党民主党也是一个深受宗教左右的政党。民主党在诞生之初，主要依靠犹太教、天主教、以及保留了天主教传统的新教信徒的支持，支持民主党的新教徒主要包括来自英国的高教教派以及德裔路德宗等等，以后，非新教移民如亚裔美裔非裔移民等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选票来源。因此，民主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到最近，都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政党，主张多元主义和道德包容。在宗教上，它不拘泥于严厉的宗教教义，在政治上，对堕胎、移民、妇女民权、黑人民权等问题相对宽容。民主党约翰逊总统在上世纪六十年签署了一系列民权法律，对妇女黑人的权利的获得起了很大作用，成为他当政的最主要的功绩。

民主党一直是与共和党相抗衡的政党，但是，民主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执行了脱基督教化的政策，如容许堕胎，容忍同性恋等等，并且在越南战场上遭到失败，因此丧失了相当的群众基础，从此衰落。在六十年代后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民主党执政时期仅为十二年。

在近几十年，民主党为赢得政权，不得不回应美国社会的宗教复兴和更加的宗教化倾向，开始向基督教保守派靠近，逐渐成为一个与共和党有什么差别的政党。美国政治家乔治·华莱士说；“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还没有一美角那么大”。民主党总统卡特开始的人权外交，似乎更合乎共和党的口味。民主党执政的十二年中，有四年是由靠基督教信仰而著称的卡特挣来的。民主党克林顿总统为赢得基督教保守派的支持，曾多次造访福音派总部全国福音派教会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of Evangelicals)，与副会长奇齐克 (RichCizik)合影八次。克林顿将福音书背诵得非常流畅，并在演讲中大量引用。在其当任期间，克林顿的人权外交比共和党前任老布什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同属基督教保守派的英国的布莱尔首相的国际政策几乎是言听计从。关于这几点，留待下面详述。

美国第一任总统国父华盛顿在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亲吻《圣经》，手按《圣经》宣誓，并且在正式誓词之外，另外说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以后历届总统都向《圣经》宣誓，并在就职演说中祈求上帝的保佑。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命令所有军官把向士兵宣读祷告文作为一天的开始，并于1776年7月开始自己的部队配备随军牧师。自此以后直到今天，美国军队一直保持着士兵作战前祷告并在军队中配备牧师的习惯。

华盛顿认为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经说“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美国人不应该忘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多次彰显，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 

第二任总统亚当斯 (JohnAdams)是第一位迁入白宫居住的总统，他曾经志愿做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牧师，为此进了哈佛大学专修神学。在总统府迁入白宫后，亚当斯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祷词：“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这座屋子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这个祷告词至今刻在白宫的餐厅上。

林肯结束了美国的黑奴制度，统一了美国。他作祷告时都是站着祷告的，他发表的众多演讲也听起来就像宣教士在教堂中布道。比如，当他的牧师让他祷告，祈求主站在联邦军队一边时，他回答说，“我更愿意祷告，让我的军队站在主的一边。”正是林肯，于1863年末签署感恩节公告 (ThanksgivingProclamation)，使一个早期清教徒创造的庆典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永久性节日。

麦金利 (WilliamMcKinley) 曾经发动了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将美国的国土延伸到了中国门口。麦金利是卫理公会教友，他说“我相信基督的神性，并认为基督教是世界文明最强大的因素。”麦金利也是位被刺杀的总统，在遇刺中弹后，要求善待刺客，临终前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愿他的旨意成就”。

罗斯福 (TheodoreRoosevelt)绰号“强人基督徒” (muscularChristian)。因为在他的信念中，更倾向于“因行为称义”的教义，竭力推崇靠行为得胜。他说：“我相信《雅各书》，基督徒不能只单单听道，而且要行道”。罗斯福坚持去归正会教堂(ReformedChurch)做礼拜。在罗斯福时代，美国铺设了贯通大西洋底的海底电缆，并着手始建设苏伊士运河。罗斯福也是美国总统中的少有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威尔逊(WoodrowWilson)是长老会信徒，他多次表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上帝庇佑的美国负有全球性使命。这种使命感使他在政期间提出著名的“威尔逊十四条”，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第一次获得明白的表达。也同样是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联盟，即联合国的前身。

杜鲁门（HarryTruman）是个浸礼会 (Baptist) 信徒。杜鲁门在1952年签署了设立全国祈祷日的国会联合决议案。杜鲁门在口袋里随身带着自己的祈祷文。它的开头是：“全能永恒的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帮我为人正义，帮我思考正义的事，帮我采取正义的行动，就因为是正义的。让我在诸事中真诚、诚实和正直。”在杜鲁们时代，美国开始了东京轰炸，向日本投放了原子弹，签署了波茨坦宣言，创立了大西洋公约组织。

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不仅被称为“冷战英雄”，而且确确实实是二战英雄，是二战时期盟军总司令。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要求美国开始在《效忠誓言》中加上“美国归上帝主宰”的字样，在货币上印上“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

卡特 (JimmyCarter)是南方浸礼会教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基督教复兴运动“耶稣运动”将卡特推上总统宝座。卡特的信仰非常虔诚，在首都华盛顿期间，卡特经常到浸礼会教堂的主日学校传道，在官方的招待会上卡也是滴酒不沾，因此被送个绰号叫作“教堂执事”(Deacon)。为了回应基督教保守派的支持，卡特执政期间，将人权宣布为美国外交的基石，以后，美国的外交就一直秉承着这个路线。

卡特之后的里根 (RonaldReagan)以保守的基督教信仰著称。里根说，“我始终坚信凡事都有某种神意的安排”，“除了相信这是上帝的计划，我解释不清楚我是怎么当选为总统”。里根极为认同基督教保守派福音派教义，里根在位期间表现出来的坚决的反共态度有赖于他的福音派信仰。现在，里根因为搞垮了苏联和启动了八十年代的世界的民主化潮流，而被基督教保守派认为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伟大的总统。

老布什 (George H.W.Bush)在位期间经常邀请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到白宫祈祷，并作小布什的宗教导师。葛培理自卡特时代起就是白宫的宗教导师，与布什家族一致关系密切。老布什时代，美国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

1993年上任的克林顿 (BillClinton)是南方浸礼会的信徒，这位以口才著称的总统同样熟知《圣经》和基督教神学，可以自如地运用基督教福音派的言辞。

现在的小布什则同样代表了美国的基督教保守势力，这些势力支持他发动两场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并且能两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无疑改变了世界。

这些总统，在近十多年举行几次关于最有影响的十位美国总统的评选中，都曾当选过。